春节贺卡祝福语中国债务密集型经济模式的形成与转变-股痴亮

147 Views
中国债务密集型经济模式的形成与转变-股痴亮
货币的另一面,是债务。本文根据张平老师《中国经济增长与货币供给机制转变》改写,学习为主。
一、中国债务密集型经济模式的形成
(一)外汇占款-银根循环
(二)土地增值-银根循环
(三)影子银行-银根循环
(四)小结:债务密集型经济模式难以为继
二、中国货币创造机制的多重谋变
(一)中国央行:外汇占款冲销到流动性创造
(二)地方政府:从“土地财政”转向公债货币化
(三)金融机构:从“信贷中介”转向以“通道”驱动
(三)中美联系:开放下的汇率—利率传递机制在形成
(四)小结:紧货币,宽信用,严监管... 13
正文
一、中国债务密集型经济模式的形成
后发国家资本稀缺,资本形成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中国的货币供给是沿着后发国家的路径[1]推进,核心是通过“信贷中介”来加快资本形成。即中央银行进行货币供给=银行信贷(信用创造)=企业(非银行机构)货币需求=投资(资本形成),投资带动经济增长。银行作为“信贷中介”是资本形成的关键,如用M2/GDP来衡量货币深化,1995年后M2/GDP上升1倍以上,到2016年已达到2.08倍,信贷供给大幅提升,资本形成迅速,物价相对平稳,经济高速增长。——中国“货币之谜”?钱去哪儿了?在中国“货币深化”的历史过程中,中国货币创造机制发生过三次转变,中国货币供给结构也依次发生转变:
图:M2/GDP与通货膨胀

(一)外汇占款-银根循环
1、1990-2014年:国际收支双顺差
苏东剧变后,冷战宣告结束,柏林墙倒塌,两个阵营下的平行市场被打通,人财物跨境移动,与资本、贸易自由化结合,形成全球大竞争格局。发达国家物质产业向外转移,重新深度布局全球分工,加上美国的弱势美元政策,全球经济进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史性的繁荣阶段。
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并与1992年以来沿海对外开放相互配合,中国开始大量承接发达国家的实体产业。按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农村是一个非货币化的部门,其剩余劳动力是“无价”的,它们已不能增加农业产出,反而要消耗农村粮食积累,如果工业化(货币化)部门吸收其劳动力,就会推动剩余劳动力的货币化转换。中国外向型工业部门的发展对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产生极大的需求,中国贸易条件从工业农业交换贸易条件拓展为国际贸易条件,大量“无价”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出口部门,通过劳动力比较优势创造巨大贸易盈余和FDI,双顺差推动央行外汇占款增加,央行发行基础货币,增加信贷。农村剩余劳动力获得货币报酬,盈利企业获得收益进而扩大投资,劳动者和投资者货币需求增加,经济体实现内在的循环。
于此,“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无价变有价”,中国劳动要素实现货币化澧州大鼓。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起不断上升,到2007年达到10.1%的顶峰。同时,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中资产项目下国外资产迅速增加,外汇占款占央行资产和M2的比重持续增加,M2/GDP显著提高。
图:中国经常项目差额占GDP的比重走势

2、2014年以来:资本项目的变化
对于全球经济来说,次贷危机的爆发意味着全球经济周期性繁荣的终结。之后,以中心国家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进入一个金融结构调整和实体经济去杠杆的紧缩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总需求疲弱的过程。2013年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复苏,在2014年底市场基本出清,美元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第三轮升值周期。
而自2011年底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外部需求放缓,产能过剩严重,国际收支开始出现结构性变化,中国经常项目差额与GDP的比重维持在较低的水平。2014年以后,资本与金融项目持续逆差。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趋势的“喇叭口”在放大。2014年3月17日,人民币兑美元波动幅度扩大至2%,至2015年7月底人民币兑美元基本在6.1-6.25区间波动并呈现小幅贬值特征。2014年4月,中国外汇占款累积达到27.3万亿元的历史高位。
图:中国经常项目差额当季值与中国资本项目差额当季值

随着中国2014-15年制造业大衰退,金融风险日益显现,2015年“811”汇改触发内外风险共振机制,汇改后3个交易日人民币汇率贬值3%。2015年底,人民币兑美元艰难守住6.5的关口。2016年1月4日熔断机制触发股票市场暴跌,人民币兑美元突破6.5关口并在2016年全年继续保持贬值的态势。与此同时,国际收支的资本与金融项目开始出现数季度的逆差,外汇储备快速下降,至2017年1月底外汇储备跌破3万亿美元大关。这个变化是历史性的,它对此前近10年外汇占款创造基础货币的货币供给机制带来实质性的冲击。(郑联盛《汇率与国际收支》,2016年)
图:外汇占款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

(二)土地增值-银根循环
1988 年以前土地属于无偿使用,1988 年宪法规定国有土地可以有偿使用与转让, 国有土地受有权与经营权可分离。至此,土地从资源转换成资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推动居民住房的货币化,允许居民按揭买房,1999年全面启动公房改革。2002年5月国土资源部颁布实施《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明确规定经营性用地必须通过招拍挂方式出让,这样土地从资产转换为资本。在城市土地国有制下,地方政府动用征地权把农民集体的土地变成国有土地,再在已相当发达的国有土地市场上,实现这部分土地资产的收益套现,即土地出让金,是为土地财政。在”供地融资[2]”的经济流程中,土地等资产不仅产生货币需求且具有抵押性质和杠杆特性,这是信用创造的根本。于是,银根与地根货币循环构成中国城市运营的基础。
图:土地出让金支持下的土地一级开发模式

图片来源:《中金公司:土地财政,地方债务及保障性住房分析》2011.3.15
至此,中国的货币运动有两个圈:第一个圈,是央行直接掌控的基础货币运动,是受出口主导逻辑的支配,央行用基础货币为汇率稳定的政策目标服务,从而被动发行央票不断对冲调控;第二个圈,是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货币创造,其中最具中国特色的是强有力政府主导的“供地融资”。两圈的交汇之处,在央行与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往来之中——影子银行体系之中。
图:房地产市场与影子银行如何影响实体经济

图片来源:沈联涛《影子银行阳光化》
在“招拍挂”制度下,地方政府凭借对土地的天然垄断,可以实现土地出让收益的最大化。2001~2010年地价持续上涨且涨幅超过房价上涨幅度。2000年地价占房价比重47.38%,2008年、2009年急剧升为97.29%和85.47%。自2001年以来,中国土地出让收益不断增长,土地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不断攀升,土地出让收益成为支撑地方政府城市建设最为重要的财政资金来源。
表:2000-2009年全国地价占房价的比重

在土地财政模式下汉仪中黑简,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0 年2.2 万平方公里增加到2012 年4.5 万平方公里,12 年间城市建成区面积翻一番,此诚然功不可没。2012年城市化率突破50%,土地转让收入已逐步下降。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仁忠在2015年9月曾公开说,全国新城新区规划人口达34亿。这远远超过了中国的总人口,现有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而地价与房价相互推升产生的房地产泡沫直接危及银行信贷安全,并对地方政府与居民部门产生严重后果。
第一,土地财政绑架地方债务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迅速扩张。2011年和2012年分别有约2.6万亿元和约1.8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到期[3],合计占2010年底债务余额的41.66%。地方债务的偿还逻辑进入“囚徒”困境——地方政府为避免违约风险的发生,必须要确保地方政府的土地收益,却因要防止房地产泡沫阴阳超市,而不能放松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地方债务绑架了“土地财政”贾思乐,“土地财政”又绑架了高价位的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陷入财政枯竭和支出增长的巨大困境。——如果土地出让收入下降,意味着基建土地开发等城市经济活动的减少,将带来经济增速的下降和债务压力的增加。
图:土地财政下的地方经济发展逻辑

第二纵昕芸,房贷猛增绑架居民部门
在土地财政模式下,地方政府与房产开发商往往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不断推高的房地产价格最终由普通居民负担。2004年以来,房地产开发贷款和居民个人贷款余额占M2的比重持续上升,且增速高于M2增速。另一方面朱雅菲,通过实行土地二元制,土地价格机制扭曲,农民无法享受土地增值的收益,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
表:房地产开发贷款和居民个人贷款余额占M2的比重(单位亿元.%)

(三)影子银行-银根循环
通过同业、资管通道和金融产品管制放松等手段,形成表外业务进行脱媒活动,韩艺博推动金融系统进行信用创造。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宣布四万亿元计划,并配套了银行贷款、开启地方融资、发展信托业等系列融资政策,投入基础设施和城市化。而很多货币需求是原有信贷难以满足的,脱媒活动呼之欲出,以银行理财、同业、买入反售、信托非标为代表的金融“脱媒”活动实现大发展。2012年启动全面的金融产品管制放松,大资管时代来临。2014年全面货币宽松,股票、债券、货币市场交易火爆,波动加剧,中国金融体系的“影子银行”体系确立斗鱼洛天神,初步形成以通道驱动的“金融结构”。即在金融机构间进行交易,实现监管套利,而非优化资源配置的金融结构。
图:银行与非银行机构资金运动

图片来源:《胡伟俊:理解去杠杆》
信贷中介模式是金融与实体的直接交易,通过信贷形成资本,资本推动经济增长。在这种体系中,银行部门的资产和负债在整个金融部门的资产和负债中占据主导地位,货币和信用是统一的,广义货币M2(现金和存款)与贷款相同,信用创造等同于货币创造,M2/GDP等同于贷款/GDP。而中国的影子银行结构则多出金融结构交易和新创设信用工具,金融信用中介复杂化,储蓄的表现形式和投资的资金来源就会复杂化,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成为重要的信用创造部门。全部的信用创造等于贷款加上非金融部门发行的其他信用工具:信用供给=贷款+其他信用工具≥现金+存款。同时,对货币供给乘数有着正贡献。货币乘数在2015年9月创下金融危机后新高4.86,而后不断上升到2017年第一季度的5.29,达到新高。
图:影子银行的信用扩张机制

图片来源:范丽君《我国金融体系的复杂化》
(四)小结:债务密集型经济模式难以为继
1978年以来,中国先以财政创造货币,通过信贷推动资本形成。1994年人民币并轨和1995年商业银行体制建立后,中国货币供给转向以出口导向为基础资产的银行货币供给。2003年招拍挂制度建立,土地信用创造货币需求开始驱动货币供给史文俊,再到2010年开始通过“脱媒”进行金融创新,资本形成依然保持较高速度。中国经济的“金融深化”逐步加深,逐步债务密集型经济模式。
随着劳动要素货币化进程在2008年达到高峰,2015年外汇占款额绝对额下降;2012年城市化率突破50%后,土地转让收入逐步下降,资本形成中的长期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的关键性要素的作用逐步减弱。而“脱媒”只是以通道驱动的金融结构,对优化资源帮助不大。1990年,每驱动1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经济增长,中国约需投放0.82个单位的广义货币(M2),2000年上升到需要投放1.39个单位M2,2014年进一步上升到需要投放1.93个单位M2,货币的边际效用急剧下降[4],大量的流动性滞留在金融系统,而没有流向实体经济,资金空转问题越来越突出。货币供给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带来新的货币需求的正循环模式难以持续。
二、中国货币创造机制谋变
在外汇占款持续下滑背景下,中国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开始发生转变,中国央行转而主要通过贷款和贴现窗口来吞吐基础货币王忠心。包括央行创设国内资产,如中期便利(MLF)和抵押再贷款(PSL)等,也包括进行地方债务置换,尝试公债货币化。中国央行总资产靠“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创设资产提升2.18倍,即从2.7万亿元提高到8.5万亿元的水平,一举将国内资产占比提升到25%。
(一)中国央行:外汇占款冲销到流动性创造
2014年5月,中国的官方储备资产达到历史最高值39838.9亿美元。在2003~2014年的十余年间,央行持有的储备资产几乎是中国基础货币形成的唯一渠道。自2014年开始外汇资产占央行资产比重持续下降,2015年8.11汇改加剧汇率波动,外汇占款出现持续性下降王真洁,这直接引起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收缩。此意味着中国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开始发生转变,中国央行转而主要通过贷款和贴现窗口来吞吐基础货币。SLF、MLF、PSL相继被创设。央行靠“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 创设资产提升了2.18倍, 即从2.7万亿元提高到8.5万亿元的水平, 一举将国内资产占比提升到25%.央行的货币供给已从外汇资产推动逐步转向国内资产的创设和发行,货币机制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表:央行资产负债表

新投放渠道和之前外汇占款不同的是: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是零成本的;而通过贷款和贴现窗口是有成本的,比如MLF、PSL。随着基础货币投放结构的逐渐变化,货币内生利率也逐渐上行。更重要的是,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外汇资产对应的是中国实体经济出口和国外投资的财富累积,属于长期资产。而短期便利(SLF)、中期便利(MLF)、长期便利(TLF)等属于短期维持流动性的金融资产,为的是保持金融机构间交易平稳,与实体经济无直接关联,它只适合于短期稳定经济,无法成为长期货币供给的基础。
图: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央行总资产

(二)地方政府:从“土地财政”转向公债货币化
之前,中国经济的潜在风险主要是地方和企业债务问题。其中高债务的主要是地方和非金融企业的内部债务,而中央政府和居民家庭的负债率都比较低。中国经济两大步骤实现债务转移:2015-16年中央实施的债务置换主要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债务杠杆转移,而2015-16年楼市涨价去库存实现债务大转移,即地方政府可通过高价出让土地资产降低债务,房企通过预售将债务再转移到居民手上,而银行则可以获得高质量的信贷资产。涨价去库存救的不仅是房地产商,也是地方政府和银行企业,是挽救地方政府和金融系统的信誉。
1、债务置换:公债货币化
2014年8新《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方式举债。2014年10月国务院推出《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43号文”[5])这一纲领性文件。它规定:地方政府的债务只能通过政府举借,不得通过企业举借。同时规定,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这为后续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奠定了政策基础。2015年上半年起,财政部陆续下发地方政府债置换计划,置换进度为2015年置换3.2万亿元,2016年置换4.87万亿元,2017年置换3万亿元春节贺卡祝福语,2018年预计置换3.3万亿元。
表:政府债务置换进度(万亿元)
年份
到期债务
实际债务置换
置换余额
新增地方债务
2014


14.34

2015
3.1
3.2
11.2
0.6
2016
2.8
4.87
6.3
1.18
2017
2.4
3
3.3
自2014年11月以来,中国央行连续降息降准,为银行释放的流动性总规模超过3万亿元席亦舒,支撑起了地方债的需求端——地方债的投资者以商业银行为主,最终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消化吸收赤字融资。此种债务货币化倾向的出现导致货币政策被“绑架”且更多的被动适应财政政策,从而在调控中处于从属地位(韩志春,2015年)[6]。
表:地方债置换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图片来源:唐仲《地方债置换的货币效应研究》
2、债务转移:居民部门加杠杆
2016年二季度以来,中国居民杠杆率增长迅速,居民负债总额占整个GDP的比重从2005年的17.1%猛增到2015年39.5%,2016年44.8%,再到2017年55%,占可支配收入比重已接近100%。房价处于高位时家庭部门加杠杆是2015-16年楼市高温不退的重要特征。2011年底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只有7万多亿元,2017年末个人购房贷款余额达21.9万亿元,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占储蓄存款余额的比重由约20%攀升至约35%,意味着储蓄存款余额增速远赶不上购房贷款余额的增速。除非居民收入增速加快,否则下一阶段居民加杠杆的空间非常逼仄。
另,居民部门增加的短期消费贷款有相当一部分用于支付房款的首付或还房贷,属于杠杆之上加杠杆。2018年,居民部门加杠杆将受到更严格的监管,杠杆的增加速度也将趋于放缓。
图: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占储蓄存款余额的比重

(三)金融机构:从“信贷中介”转向以“通道”驱动
随着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兴起,银行的完全信用创造逐步让位于“金融结构”的信用创造。从社会融资结构上看, 中国21世纪以来信贷在社会融资结构中的比重为90%, 而后持续下降至70%多。2010年是标志年, 一举降到60%,2013 年最低, 达到54%而后比重回升, 但都低于70%。如用“信用总量[7]GDP”测量金融杠杆率,2012年信用总量占GDP的比重为1.94%,已经高于M2/GDP的比重1.4%。
但是,这种金融结构不是配置性结构,而是以“通道”为基础的进行的监管套利并没有形成新的资源配置机制,只是加剧了金融杠杆和金融市场的波动。随着金融机构间交易越来越多,推动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2016年高达8.4%,居全球第一,即已自我循环发展,与实体经济越来越远。
2017年3月以来,金融降杠杆,金融业再次进入分业“严监管”状态,银监会陆续针对“三违反”(违反金融法律、违反监管规则、违反内部规章)、“三套利”(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和不当行为发出监管函,证监会宣布“全面禁止通道业务”,保监会停止具有理财性质的万能险等柯利亚诺,金融体系向着原有格局回归。
(三)中美联系:开放下的汇率—利率传递机制在形成
中国为新兴市场国家,汇率受到储备货币国利率政策的影响,利率保持着相对于储备货币国的优势,否则会导致资金流向储备货币国,币值出现不稳定。以2016年加入SDR为契机,中国开始尝试汇率市场定价和资本项目开放。2015年8月11日中国启动汇率市场决定中间价的机制改革。在资本项目下,推出沪港通、深港通等项目,同时加强对企业海外投资的管制。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宣布大幅度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4月11日易纲宣布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8]。中国的利率与美国保持了长期的联动均衡。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加强了宏观政策的协调,2010年以来中美十年期收益率呈现明显的正相关,保持为120BP的平均利差。
图:中美利差近期缩窄(%)

由于经济持续向好,失业率稳步下降,物价水平有走高的迹象,而实际利率水平已长时间为负,各主要发达经济体已走上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道路。按美联储加息预期,到2019年加息最终达到3%,加上缩表的影响,2019年十年期美国国债将在4.5%的水平,中国十年期国债与美国保持120个BP的差距,就要达到5.7%的水平,商业贷款同期限利率水平就会同步增加至少100个BP,中国长期贷款利率会在6.7%~7%的水平,这对中国长期限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贷款而言挑战巨大。
图:美国CPI同比与联邦基准利率

2017年以来,中国央行3月跟了10BP,6月没跟,12月跟了5BP的“佛系加息”,2018年3月再次跟5BP——目的是修复OMO利率与货币市场利率间的利差(7天OMO利率仅为2.5%,而R007为3%左右,DR007为2.8%左右)。

中国是否会存款加息?中国货币政策独立于美国,中国未来加息与否虽基本取决于国内的经济和通胀状况。但2016年四季度以来货币市场利率持续上行,而存贷款利率却并未调整,存贷款利率已存在滞后调整的必要,2018年存在“货币市场利率平稳+存款利率加息”的可能性。因此,虽然美国的加息和缩表预期会不断调整,但中国资金成本上升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参考:《易纲: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
(四)小结:紧货币,宽信用,严监管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结束,2012年双顺差结束,贸易盈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危机前的连续3年贡献10%,降到几乎是负带动。中国依靠外汇占款推动基础货币供给的模式受到挑战,实质上从央行资产占GDP的比重看,中国其实一直处于缩表状态,这与西方扩表相反加运美速递,处于紧货币情形。
但通过金融创新杨雪帆,我国一直保持着高信用的创造,M2不断扩张,从更广泛的社会融资总规模看,其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信用创造能力强。为了保证M2供给充足和社会融资条件宽松,金融创新是唯一选择。金融创新增加了社会总融资,2010年推出的“社会融资总规模”也是为了扩大社会融资规模,而为了保持M2供给,货币乘数一直处于高位,特别是2015年后,货币乘数上升迅速。
中国央行缩表而不缩信用的核心是金融创新活动,2016年底特别是2017年以来的“严监管”直接针对的就是金融创新活动,具有“收缩”信用的根本性特征。中国整体信用收缩必然导致很多实体企业融资难问题显现,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经济增长在2018年可能进一步趋缓。
表:中国央行缩表与信用扩张

三、超量货币造就四大经济失衡
经济系统要持续运行,就必然要求逐利资金与提供最终利润的消费资金在数量上相互匹配。如果消费资金偏多则将导致产能不足,出现商品供不应求;而逐利资金偏多则将导致产能过剩,需求不足。这种短期的失衡情况尚可以设法调整,而如果长期的单方向失衡则势必危及整个经济体系的可持续性发展。2012年以来,中国GDP增速持续下滑。增长放缓的外部原因是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出口减速,而内部原因则是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的内需不足。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发轫于2014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攻关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过去几年国内资本市场发生的巨大变化也主要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推动。
(一)购买最终消费品的货币演变趋势
居民的货币收入是购买力的基础。我们先看一看最终消费的货币购买力:
(二)货币循环的三大失衡[9]
逐利资金增加是导致经济领域三大失衡的客观原因:
第一,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日益失衡(第一大失衡)。
第二,产能过剩与内需消费不足日益失衡(第二大失衡)。
第三,追逐利润的资金与购买商品并祭献利润的资金出现失衡(第三大失衡)。
第四,货币供应量与社会真实财富的失衡(第四大失衡)
五、“去杠杆”逻辑下的投资机会
[1] 国际上基于后发国家事实对货币供给的研究最著名的是麦金农(麦金农,1988)的金融深化理论
[2] 《货币的教训》P73页:在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建设用地的供给是社会总投资形成的重要条件。一般而言,建设用地的增加直接增加了机构和个人的自有资本金,从而增加了投资的本金;然后,经过土地的评估和抵押,又扩大了这些机构和个人的信用,把更多的银行信贷动员为社会总投资。反过来,建设用地供给的减少同样对信用规模产生紧缩性影响。周其仁把这个经济流程称为”供地融资”。
在中国现行土地制度下,政府供地类似投放货币。第一,相对于可出售建设用地的巨大市值,政府征地的直接成本非常微小,实在与发行”低成本、高面值”货币的原理非常相仿。第二,‘土币’本身具有财富储存的功能,在高通货膨胀预期下,‘土币’的财富存储功能甚至优于货币。第三,在供地融资的经济流程里,‘土币’可以抵押借贷,从而把银行存款动员为投资。
[3] 国家审计署2013年底公布《地方政府债务审计报告》,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合计17.89万亿元。融资平台公司 4万亿元、占比37.44%。资金来源之中,银行贷款5.54万亿元占比50.76%;资金使用结构之中,市政建设3.8万亿元占比 34.85%,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1.4万亿元占比12.81%,土地征用与储备 1.69万亿元占比15.52%。
[4] 从国际比较看,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基础货币(B)比率大体反映了一国央行货币政策效率。2014年三脚金蟾,我国GDP/B约为2.23,美国为4.49,欧元区为4.66,说明中国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不及美国的1/2,也不及欧元区的1/2。再考察GDP与广义货币(M2或M3)比率,2014年我国GDP/M2约为0.52,美国GDP/M2为1.51,欧元区GDP/M3为0.97,说明我国广义货币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只有美国的大约1/3,只有欧元区的大约1/2滨海古园。货币驱动能力下降综合反映了我国金融体系效率低下的现实。
[5] “43号文”还指出将对存量债务进行甄别和化解。甄别方面将以2013年审计署结果为基础进行。存量债务的化解措施则为“债务分类,谁借谁还”:对于存量债务进行甄别分类,分为地方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地方政府债务将由政府偿还,对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举借的债务以及企事业单位举借的债务中属于政府应当偿还的部分,纳入预算管理,允许各地区申请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以低成本债务置换高息债务,降低债务负担。对于甄别为政府性债务的,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必要时可通过处置政府资产偿还,具有较高的偿债保障。企业债务则市场化处理,对企事业单位债务中不属于政府应当偿还的部分,将遵循市场规则处理,减少行政干预。对于确实需要政府履行担保或救助责任的债务,地方政府履行协议约定,做出妥善安排。
[6] 韩志春《公债货币化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7] 信用总量由贷款加国债、非金融企业债券、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对其他金融机构债权的总和构成,
[8]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4月11日消息,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表示,以下金融领域的开放措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落实:1.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2.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3.不再要求合资证券公司境内股东至少有一家是证券公司;4.扩大沪股通、深股通、港股通额度;5.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6.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与中资机构一致。在今年年底以前,我们还将推出以下措施:1.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2.对商业银行新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不设上限;3.大幅度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4.不再对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单独设限,内外资一致。5.全面取消外资保险公司设立前需开设2年代表处要求。6.争取于2018年内开通“沪伦通”。
[9] 依据社会再生产理论,经济结构可分解为投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金融结构和国际收支结构。

转载请注明:程丽莎 >> 全部文章 » 春节贺卡祝福语中国债务密集型经济模式的形成与转变-股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