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夜航中国历史上四次最重要文献发现,每次都震惊世界-遵化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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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四次最重要文献发现,每次都震惊世界-遵化文史奥力健身
中国自古有记载历史文化的传统,甲骨文,青铜器到竹简,都留下了远古人类的文字,远古的历史流传至今。然而历史上也有天灾,兵灾,人祸,有些书籍被毁灭丢失。
公元前221年,秦朝灭六国以后,秦始皇为了贯彻法家治国思想,进行焚书坑儒。秦朝将儒家典籍,诸子百家以及各国的史书都加以焚毁。这次焚书,使得前秦大部分史书丧失,是一次大劫难。
幸而历史上还有4次文献发现,尤其是第三次文献发现,把汉字的历史推到公元前1700多年的殷商时代。

在秦朝焚书时,孔子九代孙孔鲋将《论语》、《尚书》、《孝经》藏在孔子故宅墙壁内。
公元前191年,西汉政府废除了秦始皇的禁书令,允许民间藏书。西汉景帝3年,从孔子故宅墙壁内得到了这批藏书,都是用竹简写成的,这就是史上有名的“鲁壁出书”。为了纪念这一事件,在曲阜孔子故里,还有一个鲁壁景点,就是藏书的地方。

公元279年,西晋时期,盗墓贼偷盗魏襄王陵墓,没有发现太多宝物,墓里却有成捆的竹片,盗墓后把竹片丢弃了。后来官府得知后,收集得到竹书数十车,西晋武帝命当时的大学者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
经过整理,得到《竹书纪年》12篇,又名《汲冢书》。书中叙述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史事,还有一些神话传说和典籍。这批文献发现,对先秦历史研究有重要意义,书中很多内容印证了史记的错误。
整理完成的古本《竹书纪年》至宋代(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佚失,清代(公元1644年~公元1840年)学者有辑校本,为研究古代史的重要资料。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王懿荣在配置中药时,在药堂买到一种叫龙骨的药材,发现上面有图形文字。他进行研究,首次发现甲骨文。后经罗振玉、王国维等考证调查,确认为商代甲骨,出土于安阳小屯村。
1928年10月开始肯尼基,考古组进行殷墟发掘工作,出土刻字甲骨近两万片和大量陶器、铜器、玉器等车轴山中学。该发现轰动中外学术界,把汉字的历史推到公元前1700多年的殷商时代。

1900年6月,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公元四至十一世纪的藏书2万余卷。
原来,唐朝后期丧失西域以后,公元851年,唐朝名将张议潮建立归义军,历经张氏、曹氏两个氏族统治时期,一直到北宋初期。北宋时未能恢复西域,1036年,归义军被西夏李元昊所灭。灭亡前,当地人将文物书籍藏在洞窟内,这就是后来的敦煌文献。
这批文献后来被西方国家掠走很多,大部分散落世界各国奇迹王座。

近年来又有几次古籍发现。
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西汉墓时,出土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竹简。
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了原版《老子》。
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楚墓发掘出竹简,共804枚,为竹质墨迹。
2008年7月15日,入藏清华大学一批楚简,内容多为经、史一类的典籍。

2011年3月,江西省南昌市海昏侯墓,出土超过10000枚竹简木牍。海昏侯墓是近几年考古最大发现,期待这批竹简中能复原出古书,让我们了解更多古代历史。
来源:天地史话
附:"鲁壁出书"是中国学术史上极其重要的大事件。
秦始皇统一六国,为建立巩固统一的封建政权,行"焚书坑儒"事,以博士为藏书专职,非博士之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
孔子九代孙孔鲋,因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归于陈王,并藏书《论语》、《尚书》、《孝经》等于孔子故宅墙壁内。孔鲋到死也没有把它们取出公元前191年,西汉政府废除了秦始皇的禁书令,允许民间藏书,于是,一些消失已久的古籍逐渐出现。西汉武帝三年鲁共王刘馀坏孔子壁,得"古文尚书"及大批竹简,后由孔子第十一代孙孔安国将这些经书献之汉廷。这就是史上有名的"鲁壁出书"。
鲁壁所出之书为秦火之前所书写记录,在今古文经学之争中有力地支持着古文经学的研究,由于其书中文字为汉代以来所不常见之古文字,为研究解读这些以古文字记录的儒经经典,引发了中国文字学的第一波热潮,其直接结果便是第一代文字学大师"五经无双许叔重"许慎历时21年著成的《说文解字》,千百年来,《说文解字》对文字学研究产生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时至今日,它仍是研究文字学者必备的工具书王惠五。
附:甲骨文
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发现,据学者胡厚宣统计,共计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孑孓怎么读,其中大陆收藏97600多片,台湾省收藏有30200多片秋元まゆ花,香港藏有89片,总计中国共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国家共收藏了26700多片新闻夜航。到目前为止这些甲骨上刻有的单字约 4500个,迄今已释读出的字约有2000个左右。
甲骨文发现后,金石学家、古董商人、外国人开始大量搜购。这些非科学的发掘,往往只取甲骨,而忽略甲骨埋藏的情况,使所出甲骨的价值大失。据统计,从1889年到1928年,私人挖掘出土的甲骨就达十万片以上。
从1928年秋到1937年夏,由于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地点,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先后主持下,在小屯村一带进行了长达10年的15次考古发掘,不仅先后发现了总计24900多片甲骨,而且发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铜器、玉器、陶器,从物质文化上提供了殷墟为商代王都的证据。殷墟成为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又一次震动了中外学术界。
甲骨文的发现引发了当地民间对甲骨的私掘热潮,各地古董商人、藏家学者纷至沓来,大量收买。据统计,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已有数万片甲骨流散各地。
同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很快提出殷墟发掘计划。8月,在考古学家董作宾领导之下,第一次对殷墟进行了科学发掘,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前后共进行十五次发掘,获得有字甲骨24918片。日军占领安阳期间,日本方面曾组织日本学者在当地发掘甲骨及其他文物,并将所得运往日本。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等部门继续开展甲骨发掘工作,共获得5300多片。此外,河南辉县、偃师、洛阳、郑州二里岗及河北藁城等地的商代遗址也有有字甲骨出土。山西洪洞、北京昌平等地还发现了周代的有字甲骨。
截至2012年,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
汉字的鼻祖——甲骨文
汉字的鼻祖——甲骨文(40张)
4500多个单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2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是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刻在甲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 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
2014年10月16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甲骨学及先秦史研究权威宋镇豪16日在《旅顺博物馆所藏甲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机构的专家从旅顺博物馆馆藏1800多片从未公布过的罕见甲骨中,发现了34个新字和新字形杨时修。专家认为,这一成果是自中国甲骨文发现110多年来的一次重大突破,不仅为中国殷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而且对甲骨文和甲骨学发展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经过3年多的仔细考证、评核、汇总,发现的新字和新字形由两年前发现的6个增加到34个,涉及祭祀、方国的名字、地名、人名以及语气助词等。同时,还发现了一些新的词汇,比如“生今日”等,并证实了殷商时期就有割鼻子、割耳朵等刑罚。此次发现34个新字和新字形,对于甲骨文研究将起到深远影响和重大推动作用,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截止到2014年10月已发现大约13万片甲骨,4000多个单字。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20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
绝大部分甲骨文发现于中国河南省安阳市殷墟。殷墟是著名的殷商时代遗址,范围包括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花园庄、侯家庄等地。这里曾经是殷商后期中央王朝都城的所在地,所以称为殷墟。这些甲骨基本上都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占卜记录。
考古工作者又进行了多次调查、发掘,大体弄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郊的殷墟,它以小屯村为中心,东西约6公里,南北约5公里,总面积30平方公里左右。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一带是殷王居住的宫殿区,发掘出宫殿基址数十座,最大的一座面积5000平方米。洹河北部是殷王陵区,先后发掘出十几座大墓、一千多座小墓,以及大批祭祀坑。在宫殿附近发现了两座甲骨文档案库和铸铜、制玉、制骨、烧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殷墟发掘延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收获之丰,是中国考古史上罕见的。
为了纪念殷墟考古的伟大发现,1987年秋,安阳市在宫殿遗址区东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苑,复原和再现了3000年前殷王宫和一些建筑的风貌加菲猫复仇记。
1976年春,在宫殿区附近,小屯村北偏西100米处,发掘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将军妇好的墓。甲骨文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20多个方国(独立的小国)。有一片甲骨卜辞上说,妇好在征战羌姬时,统帅了1?3万人的庞大队伍,这是迄今已知商代对外用兵最多的一次。妇好墓是殷墟发掘的唯一保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刻有铭文,是唯一能与甲骨文、历史文献相印证,从而能确定墓主身份、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
对殷墟70年的考古,特别要提出来的是对甲骨文的三次重要的考证与发现:
第一次是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宫殿区发掘出一个甲骨坑,保存着带字甲骨17096片,记录着商王武丁时期的许多活动,看来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档案库,这批甲骨片的出土,对考证武丁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有极宝贵的价值。发掘时坑中还发现埋有一个身体蜷曲、侧卧的尸骨,其身躯大部分压在甲骨上,专家认为可能是档案库的看守人。
第二次,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发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与这批甲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制品,这种甲骨与陶器共存的现象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园庄东地发掘出一个仅2平方米的甲骨坑,但其叠压厚度却达0.8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记载内容丰富,而且问卜者都是武丁时期的王族成员和高级贵族。说明这个时期,占卜活动已不限于最高统治者国王,王室贵胄都可以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
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殷墟发掘,对中国考古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此之前的学者,只是在书斋中研究碑文和铜器铭文,从不去田野里考察和发掘关东台片。中国的田野考古,最早是1921年对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然后是 1927年开始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早期发掘。但当时对这两处的发掘,不是由中国学术部门独自承当的,而是由当时政府聘请外国学者主持,或由中外学术单位合作进行。真正由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是从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殷墟的首次发掘开始的。它对中国田野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国老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在殷墟考古工地上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又基本上是由他们培训出来的。因此称殷墟是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诞生地,确属当之无愧。
2013年07月11日, 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考古发现,在出土的器物上发现刻画符号和部分原始文字,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原始文字。这些文字比甲骨文还要早。
殷墟甲骨刻辞的发现亦为研究商代历法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数十年来在这方面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1945年在四川石印出版的《殷历谱》是董作宾以12年时间利用甲骨文等资料撰写的研究殷代历法与周祭祀谱的巨著。在本书第一卷中提出商人采用干支纪日,一直连续至今日而未间断;商人之月为太阴月,有大小月之制(小月29日看家蛇,大月30日),过14或16月后连置两大月;他认为当时采用阴阳合历之年,故有置闰月之法,19年而7闰,并依其新旧派之分的见解,指出旧派(如武丁)年终置闰(设13月),新派(如祖甲)则为年中置闰。在第三卷他还讨论了卜辞所见日、月食,企图证明当时已有古四分术与正月建丑之制。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进一步肯定了董氏的一些说法,同时作了修正,认为年终或年中置闰在一个时期(祖庚、祖甲)内曾并行。但陈氏批评董氏所提出的殷代历法为古四分术及正月建丑之说,认为“是完全错误的”。1981年出版的由天文史学家撰写的《中国天文学史》肯定了董、陈氏对阴阳合历与大小月的看法及董氏提出的干支纪日从殷代至今未间断的看法,并肯定了年终置闰,但否定了殷代有年中置闰的可能性。
殷代以太阴纪月,治甲骨文的学者如董作宾过去多认为是朔日为首。上举《中国天文学史》与1984年张培瑜等发表的论文均认为应是以新月出现为首。同样的看法,日本学者薮内清在1957年即已提出。但1990年冯时发表《殷历月首研究》一文仍认为殷人是以朔日为月首,因为相对疏阔的朔还是可以通过观测取得。由此可见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有关商代地理的知识对于商代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前,文献中有关的记载寥寥可数,因此殷墟卜辞中出现的地名便格外引起学者的注意。开殷墟卜辞地理研究之先河者为王国维,他在1914(或1915)年撰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从当时已能见到的200余地名中选了8个距今安阳较近而又见载于文献的地名,考释了其地望。此时还谈不上地名间系联。真正为卜辞地理研究创立了一种行之有效而又科学的方法的学者是郭沫若。他在1933年出版的《卜辞通纂》(日本文求堂)中以商王田猎卜辞为研究对象(此种卜辞多附记当日占卜地名,即田猎驻地),通过同版几条卜辞干支之日差计算地点间的距离,而后又通过异版同名联系其他地名,从而结合文献记载建立起地理区域构架。此后,虽有不少学者继续开拓商代地理研究领域,但采用的方法皆本自于郭氏的干支系联法。至80年代末,治商代地理成绩突出的有董作宾、陈梦家、李学勤、岛邦男、松丸道雄与钟柏生。董氏的成绩在于将黄组卜辞的征人方卜辞中经过地点系统地收集起来,按干支系联,冯天魁借以考释其地望,并绘出路线图。陈氏则较全面地讨论了商晚期诸种地理结构,如大邑商所在之王畿地区与沁阳田猎区,勾画了卜辞地名网,并在伐人方路线上修正了董氏之说。李氏的专著将沁阳田猎区作了更细致的区域分划,更正了郭沫若将“衣逐”之“衣”释为地名的错误,指出“衣”当读为“殷”,训“同”或“合”。松丸道雄的著作则从理论上讨论了田猎地之间距离的推定方法,这是他超出其他诸家之处。钟柏生的论文集将卜辞地名作了分类,分为田游地理、农业地理、部族方国地理等。他详细评析了以前诸家研究的成绩与方法、观点上存在的问题,在田猎地名研究上虽仍主要采用干支系联法,但对辞例的条件作了较严格的规定。
有关殷墟卜辞地理研究的最新成果是1994年出版的郑杰祥的《商代地理概论》,其特点首先是对地名作详细的文字考证,以求字识准确;其次是卜辞资料更为齐全,不仅利用了《甲骨文合集》,而且有《小屯南地甲骨》等新资料,是他书所未采用的;三是书中充分利用了最新的田野考古资料。
商代地理的研究虽然有较多成果,但由于卜辞资料本身的限制,对卜辞中出现的地名之地望的看法分歧仍比较大。其中最明显的如商王田猎卜辞中所反映出来的主要田猎区究竟在哪里,如今即有河南沁阳、山东泰山、河南濮阳(及新乡以东、山东以西)三个地区三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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