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源县中国人的性格历史:逐渐失去创造力和感受力-罕见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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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性格历史:逐渐失去创造力和感受力-罕见老照片
明清与春秋时的中国人:两个不同的物种
记得读过一个日本人写的帖子。
他说,我们尊敬古代的中国人甘谷新闻网,
不尊敬后来的中国人。
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很不一样。
这话听起来刺耳,
但从头到尾细读中国史,马子跃
你会发现此话有点道理。
春秋时的中国人,
生机勃发,品格清澈。
汉唐时的中国人,
雍容大气,自信心很强。
及至明清,
一个个却是那么麻木、懦弱,
缺乏创造力。
明清时的中国人和春秋时的中国人相比,
简直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如果你不信,我随手举几个例子。
先说尚武精神。
春秋时代,
贵族个个下马能文上马能武,
侠客遍地,武士横行,
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
那时的中国人,
不喜欢一步三摇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
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
所以《诗经》言庄姜之美,必先言“硕人其颀”;
写鲁庄公之美,必说他“猗嗟昌兮”。
那个时代美男子的标志是大个子、
卷头发、浓胡须,最好还带点狐臭味儿。
《齐风·卢令》赞美猎人,
就说他“美且鬈,美且偲”,即卷发多须。
同样,《陈风·泽陂》中说,
“有美一人,硕大且卷,
有美一人,硕大且俨”,
于是令女主人公心生爱意,
在单相思中苦闷不已。
春秋战国时代,
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个个都强悍好战。
《诗经·秦风·无衣》中有注说:
“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
班固在《汉书》中也说:
“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
东方大国齐国民风剽悍,
百姓都是急性子、倔脾气,
和今天的韩国人差不多。
贵族们常在道路上驾车相撞,
国家立法也不能禁止。
连今天说着吴侬软语的吴越地区,
在先秦时代也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
《淮南子·主术训》篇说:
“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
班固描写这片土地的尚武遗风:
“(吴越)君皆好勇,
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再来看看后来的中国人。
明朝万历年间,
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
中国的男人都如此文弱。
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
“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可以作战打仗的人”。
不仅如此,
他还惊讶于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女人:
“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
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
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
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
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
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里,
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
不过其情景却让他哑然失笑:
“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
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
相互殴斗时揪头发。”
“他们很少残杀,
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争斗的方式。
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男子阳刚之气,
主要是,
他们大多数人连小刀之类的兵器都没有”,
“这些男人们不惜每天花费两个小时来梳理他们的长长的头发,
考究地整理他们的服饰新源县,
他们就这样悠闲自得地打发着美好的时光”。
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外国人,
更惊讶于中国人的胆小。
古伯察说:“傲慢、尊大的、
看上去颇具刚毅的中国人,
一旦遇到态度坚决,意志不挠的人,
马上就会变得软弱,像患了癔病。
面临困难的中国人嘴里常说‘小心’,即‘胆子要小’。”
罗斯则说:
“中国儿童不像欧洲儿童那样蹦蹦跳跳……
对武力的赞赏已经完全没有了。
大男子当众啼哭而不以为耻。”
侠义文化和侠义精神的失落
一个例子也许说明不了问题,
我们再来看看侠义精神。
春秋时代,
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
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振人不赡;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知恩必报,赴火蹈刃;
受人之托,一诺千金。
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
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
演绎了那时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
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春秋时代的侠客,
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
豫让刺杀赵襄子的故事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豫让为了给智伯报仇去刺杀赵襄子,
设法混进赵府,他用自残的方式,
吞炭漆身,化装易形,吃尽了苦头。
在被抓住之后,审讯者对豫让说,
你当年也曾为范家、中行家效力,
这两家都被智伯灭了,
你不为他们报仇反倒为智伯卖命,
为什么今天智伯被人灭了你就这样死心塌地为他报仇?
豫让回答说,当年范家、
中行家随随便便看待我,我也这样对待他们;
智伯待我像对待国士,
我自然要用国士的行事方式来报答他。
豫让的这句回答,
开了两千年来“士为知己者死”的滥觞:
我豫让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的附属品,
我就是我自己,
我没有给你们报仇的义务,
给不给你们报仇全在乎我自己觅仙泉。
豫让追求的是等级社会里平民的个人尊严和社会、
他人对自我价值的承认,
尤其是在向来瞧不起平民的贵族阶层面前。
既然我不是你们的附属品,
那么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
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
我们之间就只有利益关系,人走茶凉。
这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
是战国时代侠文化中最可贵的部分。
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
甚至不是为名,
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
他们如同珍视眼珠一样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
对“平等”二字甚至达到了敏感的程度。
“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
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
即使在座位安排这样的小事上,
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及至明清,
“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
沦为权力的附庸。
看《三侠五义》中的侠客,
在官人面前个个自称“罪民”,
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
第45回钻天鼠卢方初见包拯,
对身边的展昭说道:
“卢方乃人命要犯,如何这样见得相爷?
卢方岂是不知规矩的么?”
于是自上刑具,而“众人无不点头称羡”。
第48回写五鼠面见宋仁宗,
这些英雄好汉见到皇帝,
都“心中乱跳”、“匍匐在地”、“觳觫战栗”,
所谓的“江湖自由身”与权力一遭遇,
立刻显出十足的奴性。
“钻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盘桅鼠”、
“混江鼠”这样驯化式的名字,
他们也都欣然接受。
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
是以“死”为终极目的,
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慷慨赴死而去。
清代小说中的侠客,
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通吃。
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
丁兆蕙家里广有田产,实乃地产豪绅,
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西游传。
鲁迅说,
《三侠五义》中的英雄,
表面上是侠客,实质上却是奴才,
“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
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
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为天子效力,
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
给他保镖,替他捕盗”。
他们
“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
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
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
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清代儒臣的动物式生存方式
说过了侠,
再来看看上古的儒和后世的儒有什么不同。
后来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
诞生之初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时沙之瓶,
而是相当刚健清新。
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张乔玫,
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
合则留,不合则去。
这一点 ,以儒家最为突出。
孔子周游列国 ,不留恋高官厚禄,
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权威,
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相较孔子,更锋芒毕露。
孟子性格外向太监秘史,感情丰富,行事张扬。
他自负到公然宣称:
“如欲平治天下,
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他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
与国君交谈之际,毫无奴颜媚态:
“说大人,则藐之,勿视之巍巍然。”
胸有浩然之气的他,
居然敢说出“君之视臣如土芥,
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
在后世看来几乎有点大逆不道。
中古时代,虽然在世俗层面,
儒学信徒对皇帝和权力秩序服从尽礼;
但是在精神层面,
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
追求“始乎为士王天雷,终乎为圣人”,
希望能实现自我完善,
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
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
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
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
他不肯接受,
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
及至唐代,虽然唐太宗发明了使天下英雄尽入我毂的办法,
但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
希望自己能在
“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
“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
逃离权力的控制。
到了清代,
大儒们却已经完全被驯服成了“绕指柔”的奴才。
儒学要求人们忠君孝亲,历代莫不大力提倡。
然而清代帝王认为,
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
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
作为臣子,
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
心灵也应属于君主,
不应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个人尊严。
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当地在《朋党论》中说,
“要根除朋党之源,
那么全国上下必须统一思想。
要统一思想,
那么一切是与非的标准都必须唯我是从”侨声中学,
“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
所恶者恶之,
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
清代儒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无思想、无操守,
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
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
在皇帝明察之下,
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
以图飞黄腾达;
皇帝一旦放松警惕,
他们就大肆贪污,
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
什么操守、尊严、人格,
对他们来说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五百年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
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诗歌中反映的精神面貌。
《诗经》里面有许多篇章,
大胆地描写爱情,甚至性爱。
例如《诗经》的《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
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
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
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意思是说,
一个少女动了情,
吉士就趁机挑逗她。
最后三句很生动地表现出那个少女和男子一起走向密林深处的心情:
轻轻地走,慢慢地走,
不要急躁,不要碰我腰间的佩巾,
不要惹那黄狗吓人地汪汪叫。
这首诗不直接写性,
只是描写二人向林中深处走去的心情,
多么含蓄,多么自然健康。
那时中国人的自然本性还没有被后来的文化阉割。
先民们的天真烂漫和心无杂念,
如同狂风暴雨洗后的天空,高远而纯净。
《诗经》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欢欣,
充满了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
所以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是: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唐宋时代红肥绿瘦,
中国人在思想上不再有原创力,
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却突然勃发。
唐诗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生命力,
精神蓬勃、气象光辉,
其风格或高昂明朗,
或雄浑壮大,
或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
宋词则为中国人表达情感的细腻化、
生活化开辟了新天地,
其清新婉约更胜唐诗一筹。
李泽厚说:
“只要中国人还说汉语,
只要中国人还用方块字在进行写作,
那么唐诗宋词的魅力是永恒的。”
然而明清500年,
所谓诗人们的才性、阅历、学识均大幅崩塌,
他们以拾前人余慧为荣,不敢越藩篱一步,
写了大量模仿杜甫或者黄庭坚的诗。
500年的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
没有真性情,
甚至没有真表情——除了纳兰性德外,
中国居然再没产生一个有影响的诗人。
失去创造力、感受力,就没有了灵魂。
宋代以前的中国人,
可以说是伟大的民族。
他们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
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
生机勃勃,生趣盎然。
宋代以后的中国人,
却只是前人的影子。
他们不但失去了创造力,
也失去了感受力。
他们画地为牢,
处处模仿着过去,重复着过去。
书法家以重复前人为最高标准,
诗人以写得像唐或者像宋而沾沾自喜。
遇到花朝或者月夕,
或者其他任何人生情境,
他们都已经形成固定的解释方式、
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
中国只剩下一个外壳,没有了灵魂;
社会如同一潭死水,
散发出一种腐败气味。
从上层到下层,
人们都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
用汤因比的话来说,
这种生活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
“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
(汤因比《历史研究》)如果说这几百年中国人有什么进步,
那就是在政治厚黑学和民间骗人造假术上的进步。
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
确实已经成了两个物种,
其差别就好比一个好罐头与一个变质的罐头马诗二十三首,
或者说是钻石与石墨——虽然同是由碳原子构成,
性状却已完全不同。
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我们的黄河,
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
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
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
明清是下游,
已经常断流、奄奄一息了。
(《同舟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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