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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性格发展史:从古到今,越活越窝囊!-敩民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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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的中国人,生机勃发,品格清澈。汉唐时的中国人,雍容大气,自信心很强。及至明清,一个个却是那么麻木、懦弱,缺乏创造力。明清时的中国人和春秋时的中国人相比,简直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 明清与春秋时的中国人:两个不同的物种
记得读过一个日本人写的帖子。他说,我们尊敬古代的中国人,不尊敬后来的中国人。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很不一样。这话听起来刺耳,但从头到尾细读中国史,你会发现此话有点道理。
春秋时的中国人,生机勃发,品格清澈。汉唐时的中国人,雍容大气,自信心很强。及至明清,一个个却是那么麻木、懦弱,缺乏创造力。明清时的中国人和春秋时的中国人相比,简直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如果你不信,我随手举几个例子。
▼ 先说尚武精神
春秋时代,贵族个个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那时的中国人,不喜欢一步三摇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
所以《诗经》言庄姜之美,必先言“硕人其颀”;写鲁庄公之美,必说他“猗嗟昌兮”。那个时代美男子的标志是大个子、卷头发、浓胡须,最好还带点狐臭味儿。
《齐风·卢令》赞美猎人,就说他“美且鬈,美且偲”,即卷发多须。同样,《陈风·泽陂》中说,“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美一人,硕大且俨”,于是令女主人公心生爱意,在单相思中苦闷不已。
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个个都强悍好战。《诗经·秦风·无衣》中有注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绿野飞仙,忘生轻死。”班固在《汉书》中也说:“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
东方大国齐国民风剽悍,百姓都是急性子、倔脾气,和今天的韩国人差不多。贵族们常在道路上驾车相撞,国家立法也不能禁止。
连今天说着吴侬软语的吴越地区,在先秦时代也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淮南子·主术训》篇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班固描写这片土地的尚武遗风:“(吴越)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再来看看后来的中国人。
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的男人都如此文弱。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可以作战打仗的人”。
不仅如此,他还惊讶于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女人:“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
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里,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不过其情景却让他哑然失笑:“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
“他们很少残杀,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争斗的方式。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男子阳刚之气,主要是,他们大多数人连小刀之类的兵器都没有”。
“这些男人们不惜每天花费两个小时来梳理他们的长长的头发,考究地整理他们的服饰,他们就这样悠闲自得地打发着美好的时光”。
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更惊讶于中国人的胆小。
古伯察说:“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颇具刚毅的中国人,一旦遇到态度坚决,意志不挠的人,马上就会变得软弱,像患了癔病。面临困难的中国人嘴里常说‘小心’,即‘胆子要小’。”
罗斯则说:“中国儿童不像欧洲儿童那样蹦蹦跳跳……对武力的赞赏已经完全没有了。大男子当众啼哭而不以为耻。”
▼ 侠义文化和侠义精神的失落
一个例子也许说明不了问题,我们再来看看侠义精神。
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振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时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豫让刺杀赵襄子的故事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豫让为了给智伯报仇去刺杀赵襄子,设法混进赵府,他用自残的方式,吞炭漆身,化装易形,吃尽了苦头。
在被抓住之后黎傲,审讯者对豫让说,你当年也曾为范家、中行家效力,这两家都被智伯灭了,你不为他们报仇反倒为智伯卖命,为什么今天智伯被人灭了你就这样死心塌地为他报仇?豫让回答说,当年范家、中行家随随便便看待我,我也这样对待他们;智伯待我像对待国士,我自然要用国士的行事方式来报答他。
豫让的这句回答,开了两千年来“士为知己者死”的滥觞:我豫让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的附属品,我就是我自己,我没有给你们报仇的义务,给不给你们报仇全在乎我自己。
豫让追求的是等级社会里平民的个人尊严和社会、他人对自我价值的承认,尤其是在向来瞧不起平民的贵族阶层面前。既然我不是你们的附属品,那么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们之间就只有利益关系,人走茶凉。
这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战国时代侠文化中最可贵的部分郑惠媛。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他们如同珍视眼珠一样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对“平等”二字甚至达到了敏感的程度。“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即使在座位安排这样的小事上李源根,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
看《三侠五义》中的侠客,在官人面前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 第45回钻天鼠卢方初见包拯,对身边的展昭说道:“卢方乃人命要犯,如何这样见得相爷?卢方岂是不知规矩的么?”于是自上刑具,而“众人无不点头称羡”。
第48回写五鼠面见宋仁宗,这些英雄好汉见到皇帝,都“心中乱跳”、“匍匐在地”、“觳觫战栗”,所谓的“江湖自由身”与权力一遭遇,立刻显出十足的奴性。“钻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盘桅鼠”、“混江鼠”这样驯化式的名字,他们也都欣然接受。
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终极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慷慨赴死而去。清代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通吃。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家里广有田产,实乃地产豪绅,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
鲁迅说,《三侠五义》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侠客,实质上却是奴才,“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镖,替他捕盗”。
他们“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 清代儒臣的动物式生存方式
说过了侠,再来看看上古的儒和后世的儒有什么不同。
后来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初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相当刚健清新。
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孔子周游列国 ,不留恋高官厚禄,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权威,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相较孔子,更锋芒毕露。孟子性格外向,感情丰富,行事张扬。他自负到公然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他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与国君交谈之际,毫无奴颜媚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之巍巍然李柏伟。”胸有浩然之气的他,居然敢说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在后世看来几乎有点大逆不道。
中古时代,虽然在世俗层面,儒学信徒对皇帝和权力秩序服从尽礼;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希望能实现自我完善,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
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及至唐代,虽然唐太宗发明了使天下英雄尽入我毂的办法,但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逃离权力的控制。
到了清代,大儒们却已经完全被驯服成了“绕指柔”的奴才。儒学要求人们忠君孝亲,历代莫不大力提倡。然而清代帝王认为苗王城,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心灵也应属于君主,不应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个人尊严。
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当地在《朋党论》中说,“要根除朋党之源,那么全国上下必须统一思想。要统一思想,那么一切是与非的标准都必须唯我是从”,“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
清代儒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思想、无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什么操守、尊严、人格,对他们来说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 五百年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
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诗歌中反映的精神面貌。
《诗经》里面有许多篇章,大胆地描写爱情,甚至性爱。例如《诗经》的《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意思是说,一个少女动了情,吉士就趁机挑逗她。最后三句很生动地表现出那个少女和男子一起走向密林深处的心情:轻轻地走,慢慢地走,不要急躁,不要碰我腰间的佩巾,不要惹那黄狗吓人地汪汪叫。
这首诗不直接写性,只是描写二人向林中深处走去的心情,多么含蓄,多么自然健康。那时中国人的自然本性还没有被后来的文化阉割。
先民们的天真烂漫和心无杂念,如同狂风暴雨洗后的天空,高远而纯净。《诗经》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欢欣,充满了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所以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唐宋时代,中国人在思想上不再有原创力,冉少平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却突然勃发。唐诗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生命力,精神蓬勃、气象光辉,其风格或高昂明朗,或雄浑壮大,或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
宋词则为中国人表达情感的细腻化、生活化开辟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约更胜唐诗一筹。李泽厚说:“只要中国人还说汉语,只要中国人还用方块字在进行写作,那么唐诗宋词的魅力是永恒的。”
然而明清500年,所谓诗人们的才性、阅历、学识均大幅崩塌,他们以拾前人余慧为荣,不敢越藩篱一步,写了大量模仿杜甫或者黄庭坚的诗。500年的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没有真性情,甚至没有真表情——除了纳兰性德外,中国居然再没产生一个有影响的诗人。
▼ 失去创造力、感受力大唐一品,就没有了灵魂
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说是伟大的民族。他们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
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却只是前人的影子。他们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他们画地为牢,处处模仿着过去,重复着过去。书法家以重复前人为最高标准,诗人以写得像唐或者像宋而沾沾自喜。
遇到花朝或者月夕,或者其他任何人生情境沙河高教园,他们都已经形成固定的解释方式、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中国只剩下一个外壳,没有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一种腐败气味。
从上层到下层,人们都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用汤因比的话来说,这种生活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汤因比《历史研究》)如果说这几百年中国人有什么进步,那就是在政治厚黑学和民间骗人造假术上的进步。
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确实已经成了两个物种,其差别就好比一个好罐头与一个变质的罐头,或者说是钻石与石墨——虽然同是由碳原子构成,性状却已完全不同。
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我们的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经常断流、奄奄一息了。陆弃:全面实行免费医疗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年前爆火的《流感下的北京中年》,让我意识到疾病给予一个家庭的摧残和毁灭性打击。我决定给全家人购买商业医疗保险作为医保的补充保障,同时每年在家庭开支中额外拿出2000元作为母亲和祖母的日常体检预算。
这几年,虽然政府提供的社会医疗保险不断提高报销比例和增加报销病种,但是由于治疗费用的增长幅度远远高于报销比例的增长幅度,家庭承担的医疗成本仍在不断攀升。去年年底,祖母因为支气管炎引发的高烧住院,扣除新农合报销的50%部分,我们仍需要承担4000元的治疗费用。
这个时代愈发的感觉生不起病了。
2017年冬季的雾霾让我年仅2岁的儿子不停地咳嗽,最终引发炎症和发烧,三番两次的去医院检查。虽然给儿子缴纳的居民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但是因为没有住院治疗,所有的费用全部需要自己承担。仅买药一项,每次去门诊都需要花费200元左右。城区里有一家金桥医务室每天都挤满了前来看病的孩子,据有人给孩子治病有秘方,每次来这里看病的孩子病情很快就能得到缓解。我托人打听了下,真相原来是这里的医生竟然超量给孩子使用抗生素,同时配合高剂量的输液。孩子的病确实好的快了,但是却更加容易反复发作手卷烟丝。
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相应的强健公民的体魄。在国内,如果想要挣钱必须“埋头苦干无边缘,一天等于二十年”。《劳动法》成了一纸空文,八小时工作制不过是一句口号。表面上我们享受着经济增长的“福利”,但是最终这些钞票却要流入到医院的口袋里。
我开始思考究竟是什么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急躁、逐利和迷茫。
得出的结论是认为我们缺少最基本的全民免费医疗。
每次说起普及全民免费医疗,许多人就觉得不可思议,他们甚至认为这是一项违背市场规律的乌托邦政策。然而,我国因为双轨制的存在,一些人正在充分享受着高标准的免费医疗。
现行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新乡公安网虽然名义上报销50%~80%,但是由于医疗资源的不均衡,导致了病人治疗费用的不断增加。农历年刚过,我的一名朋友被查出患有白血病,据医生估计,扣除他的社会医疗报销部分,自费项目仍需要至少70万。70万对于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我的朋友不得不接受保守治疗十绝阵,同时变卖房产以及通过亲戚之间拆借的方式来凑足他的医疗费用。
网络上经常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生活在中国,如果你一辈子平平安安,家里没有遭逢任何变故,那么你就是幸福的。但是一旦家中遭逢疾病、亲人离世等变故,你的生活就会堕入万丈深渊。
这句话说得十分现实。名义上中国目前拥有数量可观的中产家庭,但是又有多少能够经得起疾病的考验呢?现实是每年中国的患癌人数正在迅猛增加,许多家庭都存在着因病返贫的风险。
中国当下正以非常快的速度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的社会危机已经降临到每一个面前。面对异常严峻的社会问题,只有建立起一项道德制度才能够挽救和保障社会上的每一个家庭。
免费医疗作为当下世界最基本的道德制度,正是建立保障公民生命健康权的基础上,逐步保证每一名公民在患病以后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全面的救治。
据有关机构统计,全世界实行免费医疗的国家占大多数,即使在相对贫困的东北亚国家朝鲜都实行着最基本的免费医疗制度。
作为普通人,我们必须承认每个人都会因为先天智商和生活环境、家庭背景的不同,人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有人能够年入千万随心所欲的前往欧美发达国家治疗所患的病症,有的人却连基本的一日三餐都不能解决。
制度的存在正是为了保障每一个公民,这种保障不因年龄、学历、收入存在差异,是对每一个人的保障,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的根本保障。而对弱势群体的保障才能够帮助这一部分人解决最现实的困难,从而让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去解决眼前面临的困境,最终为社会创造价值。
早在1536年,英国就开始实行免费医疗,并将这一制度作为穷人的最基本权利。所以,16世纪的英国一跃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日不落帝国”。
今天的中国有琴何须剑,正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关口。但直到今天,绝大部分人仍然被疾病的阴霾笼罩着。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一个人连生命都没有了,谈什么权利?谈什么自由?生命权是一切权利和义务之母,没有生命,任何权利和义务就会化为乌有。
所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首要前提就是解决一切公民的最基本权利。试想当国家遭到入侵时,我们作为公民有义务保卫祖国。在日常生活中,公民也有义务依法纳税,为政府的运转和政策的实施提供资金。作为对等,国家理应赋予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什么是最基本的权利呢?为公民提供医疗救助,保障他们的生命健康和延续。
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不仅仅是一本经济账,更多的还是道德和政治账。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中华民族已经进入了全新的时代,全世界实行各种形式的免费医疗国家也越来越多。在今天,许多国家病人看病无需缴纳押金,先看病后结算医疗费用,或者由政府的医保基金或保险公司进行支付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那么,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作为想要实现美好生活需求的普通公民,是不是该呼吁尽快实现一定意义的全民免费医疗呢?
即使我们现在不具备实现全部疾病的免费医疗,那么是不是应该考虑实现大病免费医疗呢?
实现了免费医疗,不仅能够减轻绝大多数人的负担,也能够促进政府加强对环境的治理,更重要的是随着环境的日益变好,公民道德的普遍提升,公民患有重大疾病能够尽早进行治疗,生存的概率就会变大,人就会活得更加有尊严,更加有安全感。
大多数人的痛苦和贫困,并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而是因为没有免费医疗制度的实施,即使你努力踏上一个阶梯,也会有可能重重的摔下来。运气成了每个人的救心丸。聊以自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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